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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我国大蒜市场一直都依靠冷藏来缓解市场供求矛盾、调节市场价格，这种蒜也被称为“库蒜”。然而，近两年来，以往屡试不爽靠囤货致富的蒜商却打错了如意“蒜盘”。国际大蒜贸易网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大蒜入库总量在340万吨以上，库存量之大超过历年纪录，经过将近一年消化，在一些主要产区仍有库内蒜在销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保险研究室副主任朱俊生表示，医疗业是健康服务业中的一环，从产业角度看，保险业与其具有深度融合的基础，保险公司与医疗机构合作或直接投资医院，可有效发挥作为支付人的战略购买功能，加强对医疗行为的监督和对医疗费用的控制，促进医疗服务行为规范，降低赔付率，同时提升医疗服务质量。

鲍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重申，该计划将保持“自动驾驶”，暗示即使美国经济像许多市场参与者预计的那样在明年显着恶化，但财务状况仍将逐月变得更加紧张。这项“量化收紧”计划将从2019年的市场减少6000亿美元，这可能会抵消美联储在2019年加息两次的决定。

第三，限制综合经营不可能消除风险，只会产生新的风险。限制综合经营是典型的“以准入替代监管”的错误认识，限制业务准入不可能消除风险，金融机构在其从事的任何业务上都可能选择更高的风险，监管应重点关注如何降低风险动机，而不是忙于设置市场壁垒。1933年美国出台《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限制美国金融机构多元化经营，是基于对大萧条教训的错误认识，并未给美国银行业带来安全，反而由于其业务被长期束缚而加剧了风险。上世纪80年代储贷协会危机，其破坏性仅次于大萧条和此次金融危机。这次危机表面上是利率市场化背景下利差收缩导致其风险偏好上升，过度涉足房地产。但当时的另一个重要背景，是面对货币基金大量分流储蓄、以及证券公司事实上经营放贷业务的冲击，储贷机构作为受分业限制最多的银行业机构，无法对客户提供综合性服务以减缓利差收缩冲击，最终走向高风险房地产融资这一不归路。事实上，《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实施后的年代，美国金融业并不太平，几乎每隔20年到30年就有一次银行业系统性危机，1984年银行倒闭数量达到大萧条之后的最高峰。不仅如此，分业经营也压抑了美国银行业国际竞争力，使得国际大银行在上世纪70-80年代主要集中于日本、德国，这也是美国1999年最终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以《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取而代之的重要背景。

在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的当下，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表示：“中国不追求贸易顺差，而是不断扩大进口，这将为其他国家分享中国的市场红利带来新的机遇。”和跨国企业相比，世界各地的中小企业同样对中国消费市场升级所带来的巨大商机趋之若鹜。韩国商人李英泰说，他所在的Quoss有限公司生产的智能马桶盖，80%以上销售到中国市场，“中国市场对我们企业而言，是决定性的。”

二是中央银行履行金融稳定职能需要获得相关金融监管信息。明斯基将融资分为三类：套期保值型、投机型和庞氏骗局。其中，套期保值融资（Hedge Finance）指依靠融资主体的预期现金收入偿还利息和本金；投机融资（Speculative Finance）指融资主体预期的现金收入只能覆盖利息，尚不足以覆盖本金，必须依靠借新还旧；庞氏骗局（Ponzi Firm），即融资主体的现金流什么也覆盖不了，必需出售资产或不断增加负债。一个稳定的金融系统必然以套期保值型融资为主，在套期保值型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中引入部分投机型融资，能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为了维护金融稳定，中央银行天然承担最后贷款人救助职能，必然要求中央银行在法律上、管理上具备引导社会融资形成以套期保值融资为主的结构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必然建立在中央银行了解金融体系中各类型的融资及其相关风险的监管信息的基础上。